敌伪档案都到哪里去了？这是每一个研究抗战历史的人们都想知道的答案。因为档案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，它可以忠实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。在档案面前，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，任何狡辩都是无用的。然而，真正的问题是，可资研究的档案确实是少之又少，尤其是可资研究地方抗战历史的档案更是凤毛麟角。那么这些档案都到哪里去了？具体到芜湖，那么芜湖的敌伪档案都到哪里去了呢？

    有资料表明，日本侵略者在宣布投降后的第一时间内，销毁了大量档案。1945年8月10日，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，向中美英苏投降。延安八路军总部随即发布命令，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，立即向所部日伪军送出通牒，限其于一定时间内向各抗日武装交出全部武装，无条件投降。但此时的日本侵略军为了掩盖其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妄图逃避应得的惩罚尤其是逃避历史的审判，日本天皇、军部下达命令，要求销毁一切犯罪痕迹。据国家档案局披露的日本战犯罪状供述中的第二名战犯、1945年8月在朝鲜被俘的原日军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供述战争罪行时交待：“（1945年）8月17日，召集各大队长命令如左：1、销毁各种文件（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，尤其是湮灭对共产党弹压的证据）；”《新华日报》华中通讯：“南京敌寇妄想逃避应得的惩罚，曾大举掩毁犯罪痕迹。（1945年8月）18、19两日，南京敌军营区烟火冲天，烧毁各种文件的灰烬漫天飞扬。”在芜湖大日本领事馆领事吉竹贞治也交待，奉日本天皇之命，本馆档案全部焚毁。至于日本天皇关于焚烧档案的电令，被遣返回国的日侨带回日本。好一似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然而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，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各国犯下的罪行是抹杀不掉的。他们焚毁档案的行径只能是在他们的罪行簿上再增加一笔。

    日本侵略者的档案虽然大多数毁于一旦，但紧紧追随日本侵略者的汪伪政府的档案，也是证明日本侵略者罪行的重要依据，那么这一部分档案情况怎么样呢？

    据安徽省文献委员会采集部郝敬礼1948年1月报告：芜湖县存有前伪政府大批文卷。芜湖县政府亦有“连楹充栋”、“卷帙浩繁”之说。根据省政府电令，该批档案对于芜湖县政府“已无实用价值，唯对编纂敌伪史料，取资必多”，因此要求芜湖县政府将这批档案“移交本会（安徽省文献委员会）保存备用。”

    但芜湖县政府“自复员以还，人事调动频繁，全部文卷向少整理，以致此交彼接仅由管卷人员出具保管切结，归档备查，历任相沿，莫不皆然。”由于该批档案接收、整理、保管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，相互扯皮，省政府再三电令、严令，甚至指名道姓批评也无济于事，移交工作一拖再拖直至1948年底尚未完成。然而，随着解放战争步伐的加快，蒋家王朝感到风声鹤唳，形势紧张，芜湖县政府亦然。芜湖县政府在给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（简称“六区公署”）中称：迩来形势日趋紧张，一旦奉令疏散，则卷帙浩繁，无关重要之文卷一并移转，徒耗民力，亟应予以清理，分别存毁，以利应变。县政府秘书王永本、管卷员唐茂林根据“清理所有文卷签呈，核定存毁，以清档案”的要求，调齐全部现有全部文卷目录，详加核阅，才勉强出具了清理报告。

    报告称：“自廿六抗战以前历任文卷于芜埠沦陷时，多已不存。”现有文卷可分为三类：一为沦陷时期伪县政府暨伪教育局、伪民众教育馆之历任文卷；二为战时游击区县政府、办事处时代之历任文卷；三为胜利后历任文卷。

    担任清理工作的王永本在报告中称：上列各类文卷中，除第三类“胜利后历任文卷”，多与现行法令有关，应予保存。第二类中，“战时游击区县政府、办事处时代之文卷”有关地方文献部分与汉奸、奸匪（对共产党、新四军的污蔑之词）等案件，“容或有待查考，似应暂予保留”。第二类中其他部分及第一类“伪县政府暨伪教育局、伪民众教育馆之历任文卷”，多无保留价值，连楹充栋，徒饱蠹鱼，拟予焚毁。

    王永本等出具的报告是1948年12月23日，县政府于1949年1月20日，呈报六区公署，要求派员前来监视焚毁档案文卷事。六区公署于1月27日转报安徽省政府，请予核示。安徽省政府予以批准，六区公署旋于3月9日向芜湖县政府转达省政府批文意见，芜湖县政府遂定于4月8日下午二时“焚毁敌伪时期文卷”。六区公署派科员凤清寿前来监销。随着一阵火光一股烟，所有敌伪档案灰飞烟灭。在蒋家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夜，敌伪在芜湖的历史记录也随之荡然无存。

    （文图由市档案局提供）